换言之，作为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罪犯改造空间转换问题，更体现了刑罚执行理念、执行主体的变迁。

根据摩尔根的研究，马来亚式和土兰尼亚式的亲属制度采用这样的分类，即：对亲属从不加以说明，而是把他们区分为若干范畴，不论其与‘自身的亲疏如何，凡属同一范畴的人即以同一亲属称谓统称之。在阶级社会中，由于有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才有了公共权力，有了法律，然后才有为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权利。

他们只是认定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上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何星亮著：《图腾文化与人类诸文化的起源》，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则甲的意思是，即使乙的行为甲认为不对，但是如果甲干涉了乙，那他自己就错了。（注：参见杨春福：《权利·资格·正当性》，《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春季号，第212—213页。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个体必须具有适应、认识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

自我意识产生和逐渐增强的一个例证——可从亲属制度中某人是如何称呼亲属的——而得出。在此之前，对于权利的基础问题，西方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占统治地位、且影响最大的是自然权利或开赋人权的观念或理论，即古典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观点。面对社会的快速转型，人权法学的解释力和改造力拥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空间。

诉讼法可以提供程序正义这一价值要素，但它必然要与人权保障、正当利益、权力配置与制约等关联在一起，而后者就需要宪法学的支持。姚建宗认为，出现一种新兴权利，根本上乃是应社会的发展而在法律制度需求上的自然反应。从宪法规范上说，人权条款既可视为一种国家的价值观，也能成为宪法权利的概括条款，适于作为宪法原则承担引领整个宪法权利体系 [10]。比如，当前有权接访的机关包括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当然也包括执政党，那么如何在法律中明确接访机关的性质和权力？再比如，在已存在司法制度的情况下，强化信访制度势必会使原本属于司法处理范围内的矛盾转移至信访机关，司法制度的专业判断和终局性必然受到极大地冲击，在制度设计上又当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并不否认信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将之上升为基本权利，则面临很多理论困难。

人权法学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不可躲进小楼成一统，须怀安得广厦千万间之心。关于基本权利问题，一个与之密切相关但研究颇少的范畴是国家义务。

有学者指出，与刑法、行政法、民商法和诉讼法等部门法相似的是，人权法的法律渊源也具有纵向上的多位阶性与横向上多规范并列的特点，但与之不同的是，人权法是由宪法和各部门法中有关人权保障的法规范整合而成的一个法规范体系，它围绕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主题展开，聚集着多样化的法律调整对象，并综合运用多种法律调整方法，由多部门法规范纵横交错而成一个混合法体系。人权法学的研究是开放的，举凡与人的尊严、自由相关的观念性、伦理性与制度性范畴，都能成为其主题。（二）人权与基本权利自从人权与基本权利成为两个独立的概念后，如何处理二者关系就成为一个理论课题。另一方面，作为法学的人权法学，又必须落脚于法上。

权利本位是二十余年来我国法学研究的主流话语。根据《巴黎原则》的要求，国家人权机构必须依各国宪法或法律设立。[18]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劳动权问题。[16] 许多奇：《从税收优惠到全面社会保障——以残疾人权利的倾斜性配置为视角》，《法学评论》2010年第6期。

[31] [德]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全球风险社会》，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1]按照拉兹的看法，政治实践不应先于和生成人权，两者的关系毋宁是相反的，即成功的人权实践造就了人权政治的规范化。

第二，协调学理式研究与对策式研究的关系。所谓外部综合，就是综合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学科。

人权法学不仅要关注形而上的价值问题，更要关注人权制度是如何运行、如何改进的，因而规范分析和社会实证分析必然成为其主要研究方法，对实践问题的关注亦凸显出社会实证方法的意义。人权法学的开放性使其跨越不同的法律部门，各类有关人权的法律规范条陈其间而不易成为逻辑完整、清晰可辨的统一体系。强化信访制度、强化信访权，实际上是一种直来直往的思维方式，而化解社会矛盾更应当在宪法框架内，在权力架构清晰的逻辑下，充分开发社会组织和司法制度的功能。[19]在劳动权的实践方面，常凯指出，政府、企业和无组织的工人都对职业安全卫生问题负有责任，建议尽快构建职业安全卫生法治体系。在统计时只计算学术论著，排除了新闻报道类文章和马列经典著作——尽管后者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并且被引率颇高，但基于它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未予统计是为了更好的反映其他学科间的比例关系。为进一步发现研究方法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我们统计了上述论文所属的传统意义上的学科领域。

这其中虽有学科属性的原因，但也表明各学科发展是不均衡的。[6] 鞠成伟：《儒家思想对世界新人权理论的贡献——从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订立的贡献出发》，《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1期。

许多学者尝试将人权的普遍性与相对性结合，探讨不同文化载体下如何实现人权。人权法学的研究视野还应横向扫描，吸收、渗透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成果，以综合能力体现交叉优势。

综观这些成果，一个基本的研究倾向是从实践出发讨论问题，即不局限于一般的内涵与外延的学理争辩，而是关注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网络虚拟环境日趋扩展的背景下，在私权意识全面提升的背景下，在社会保障问题、劳动领域职业安全卫生问题、环境问题、科技伦理等问题日渐突出的背景下，上述诸权利的具体保障方案。[22]3.新兴权利与信访权权利体系是开放的，凡是正当的利益要求都可成为权利，新的利益要求需要新的权利类型。

[39]这种看似混乱的状况，使人权法学的多学科研究容易滑向各个领域混杂在一起的学术拼盘。特殊群体的人权保护一直是人权法学不变的主题，它不仅涉及到人权主体这一原理性问题，还涉及这些群体所拥有的权利的制度规范和现实状况。第三，怎样进行人权法学的多学科研究？这可以体现以下两种方式。[14]不同视角的成果体现了农民权益问题的综合性与复杂性，也对人权法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杜维明：《文化多元、文化间对话与和谐：一种儒家视角》，《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刑事司法问题不仅是部门法问题，更是一个宪法问题，刑罚制度、司法制度的配置、权力运行机制等都有必要接受合宪性评价。

不过，哲学、伦理学的比例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而人权原理与哲学、伦理学的关系通常是非常密切的。社会权是在传统自由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背景是社会国家与基本权利的结合。

[12] 杜承铭：《论基本权利之国家义务：理论基础、结构形式与中国实践》，《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二节 笔者对许霆案的看法一、许霆构成盗窃罪所谓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第四章论述了责任与惩罚的统一，并派生出可接受原则。华南理工大学关永宏教授指出，柜员机实际上是电子商务的终端，ATM机的法律地位应是一个电子营业员，它和一个活生生的、柜台上的营业员没有本质的区别。基于对刑法功能二重性的认识，谦抑性则成为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第一节 法理一、法理的界定法，又称为灋，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这样解析：灋，刑也。

第三，惩罚的轻重应同罪责的大小相适应，即罚当其罪。而功利主义刑罚论和复归论在适用刑罚方面容易受到主观愿望的左右，因而会造成刑罚的不确定性。

第五章则阐述了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并派生出司法谦抑原则。银行占有ATM机内的现金这一事实，并不因ATM机出现故障或者ATM机本身受毁损而改变。

[48] 孔祥俊：《司法理念与裁判方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平和司法理念不仅适用于刑事司法活动中，还适用于民事经济司法和行政司法活动中，这和宋镇藤等作者提出的平和司法仅适用于刑事案件不同。